科技筑牢植物生物安全“防护墙”

  植物生物安全是一个全球性的重大问题。近年来植物生物安全重大事件频发，引起了各国高度重视。

  “植物生物安全是生物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植物生物安全体系建设，对提高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和推动农业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具备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在近日举行的香山科学会议第S74次学术讨论会上，会议执行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孔明如是说。

  此次会议旨在快速推进植物生物安全学科建设与体系布局，全面研究我国植物生物安全监测预警、风险控制和治理体系的问题和挑战，谋划我国植物生物安全系统治理和全链条防控的发展蓝图。

  为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保护生物资源，促进生物技术健康发展，防范生物威胁，我国于2021年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植物生物安全是生物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有效防范和科学应对植物有害生物威胁，植物生产和ECO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威胁的状态，农业领域具备维护粮食安全和持续发展的能力。

  与会有经验的人指出，在全球一体化和区域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植物生物安全威胁已从少数区域向多数区域进而向全球转变，植物生物安全治理从区域、国家治理向全球治理转变。

  据了解，欧美等发达国家格外的重视植物生物安全，制定了系列行动规划，如美国国家生物安全防御战略、生物防御曼哈顿工程、欧盟地平线等行动规划，均部署植物生物安全防御战略。

  “不过，我国对植物生物安全研究起步较晚，在植物生物安全实验室等级认证和管理体系、生物安全资源管理以及应对生物威胁能力等短板比较突出，与发达国家相比均存在差距。”会议执行主席、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陆宴辉说。

  陆宴辉强调，我国是植物病虫害重发国家，而且农作物病虫害的种类很多，当前病虫害常发种类达1600余种，每年约120种为严重危害。

  “有一个特点需要我们来关注，那就是部分老的病虫害仍然在回弹，过去次要的一些病虫害又有卷土重来的趋势，更为严重的是外来入侵生物也在不断地涌入。所以我国生物安全的形势越来越艰巨，任务越来越重。”会议执行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康振生说。

  会议执行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剑平说：“当前植物生物安全治理的科技布局并不合理，生物安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方法不完善，生产与质量控制的全程标准化不全面。多学科协同创新及跨界、跨行业联动不足，科技成果评价体系不科学，制约了治理体系的有效性。”

  而目前的现状是，植物生物安全因子全过程精细化管理与防控已成为全世界趋势。陈剑平认为，我国植物生物安全治理科技体系需要重塑。

  具体在研究方法上体现在，应从单一病虫害视角转向综合考虑植物健康与植物生物安全的平衡关系，从分子生物学视角扩展到分子生物学与生态学结合，从单一病虫害管理转向多种病虫害协同防控，从单项技术应用转向综合防控技术。

  中国农业科学院重大任务局局长钱万强建议，下一步要设置植物生物安全重大专项，在人—植物—动物—环境全健康和ECO的整体性管理的理念下，应对物种本身变异进化及环境影响下的种群发生和演替，结合植物有害生物本身“两用”属性实施生物技术研发利用。

  同时，参加会议的专家认为，应建立健全新型制下有组织科研的体制机制，加速植物生物安全领域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度提升，培育植物生物安全领域新质生产力。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际贸易大国，我国与14国接壤，边境线个气候带。也正因如此，我国是全球外来生物入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入侵的种类多、频次高、危害很严重。

  “外来生物容易入侵、定殖和扩散。目前入侵我国的种类已达660余种，其中农业占65%，而且近十年新发入侵种增势是20世纪90年代前的30倍。”陆宴辉介绍。

  与会专家觉得，非常有必要建立外来入侵生物的全球监测系统。因为外来入侵物种监测，不仅需要监测已经入侵到我国的有害生物，做到及时有效地发现及早防控，同时也要重视全球潜在可能入侵到我国的生物信息。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张润志提到，国家需要尽快建立全方位的入侵生物预警体系，不仅需要海关部门严把国门生物安全关，还需要加强与其他各国的密切合作，争取能做到风险提前把控，把入侵风险提早拦在国门之外。

  “我们一定要对境外周边的动态进行实时感知，对外来生物入侵进行前瞻研判和防控布局。何时我国的植物生物安全实验室能像雷达一样多，就好了。”会议执行主席、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戴小枫表示。

  吴孔明也提到了实验室建设工作，他建议要形成以植物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为龙头、二级实验室为核心、常规实验室为基础的国家植物生物安全网络布局。并且加快建设植物生物安全中外联合研究平台，开展跨境区域监测预警、风险评估和防控技术探讨研究工作。